這次中央政府推出花1,000換3,000的三倍券政策，國人付出230億元、國庫舉債460億元，將近700億元的額度，政府是否已事先評估對於今年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可達多少百分點？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陳志銘從經濟學的預期理論及消費行為所得理論，提出三點看法，結論是：效果有限。
陳志銘說，一、報復性消費係來自於疫情控制，不是因為發放三倍券：在跨期的消費模式中，人們若在前期未能如期進行消費，則在當期會增加消費以滿足其需求。例如馬拉松跑者在經過一段時間無法正常喝水，當在補給站休息時，其喝水量必定遠大於平常的量；因此，一定所得水準的民眾，在疫情控制後開始進行大量反撲性消費，這是滿足疫情期間未能消費的慾望，並非因政府發放三倍券所致，無論是近期花東、中南部大量出遊，甚至偽出國體驗均是疫情趨緩所致。
二、政策早被民眾預期，振興效果將難以顯著：依預期理論，政府所採取的新政策若已被民眾預期，該項政策將無法發揮原先預期的效果；例如此次三倍券發放，雖然名稱與十年前的消費券有所不同，但三倍券早在7月1日前即被民眾預期與馬政府的3,600消費券具類似性質，都是用來提供消費使用，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之前有過3,600，現在也有3,000，相信多數民眾仍會憑藉過去的消費券經驗去使用三倍券，因此這項政策並無法改變民眾的消費模式或實質擴大內需消費，因此對於提升經濟成長率（GDP）的效果預期有限。
三、金額太少，無法造成擴張效果：當人們所得增加，在其它條件不變情形下，消費力會隨之上升；然而國內民眾所得尚未顯著增加，此時政府發放3,000元的三倍券，對多數民眾而言，個人所得不會因為有三倍券而大幅提高，基本上多數仍會用在「原本」就要購買的消費上，此即為一種「替代效果」，無法達到原先規劃的「擴張效果」，因此三倍券僅是一種心理安慰劑，絕非經濟強心針。
陳志銘表示，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台北市政府清楚知道「數位轉型」及「無現金支付」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趨勢，也是一條無法回頭的道路；既然三倍券政策對振興經濟的效果預期有限，那就讓作為台北市政策工具之一的敬老卡、愛心卡、數位學生證能在這一波振興列車中達到「轉型」目的，讓台北市的長者與即將轉大人的高中職學生儘量少接觸飽含細菌的紙鈔、貨幣，並開始習慣無現金支付，比起三倍券對經濟成長率的有限貢獻更具轉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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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3, 2020 at 09:0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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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將開始使用 北市府：對經濟成長率貢獻有限 - UDN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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